崔永元原本是央视名嘴，早期的《实话实说》《小崔说事》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后来据《新京报》报道，崔永元也大方承认，与方舟子在微博上关于转基因的论战，是加速其离开央视的主要原因。
崔永元
之后崔永元正式从央视离职，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之后也陆续参与过多档节目，如《成语大赛》《东方眼》等，但由于抑郁症的原因近些年逐渐减少工作量。
虽然有时也并不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女儿也曾发微博劝阻，但一直坚持在转基因方面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做一档好节目或者不做，对大家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大家吃不安全的食品，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崔永元两年后首次承认:周立波婚礼上调侃不得体
崔永元微博截图
记者：你觉得周立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崔永元：很多人认为我们俩完全不是一类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我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从业人员，而周立波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人才。跟他很熟后，他专门花很长的时间给我讲他的艺术训练是如何完成的，从压腿开始到如何学习各个剧种，包括把这些剧种在滑稽戏的前提下去变形，他的分寸在什么地方，这些让我特别开眼界。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看不惯他，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我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好打交道的人，因为他是喜怒都形于色，都是在表面上，摆在桌面上，甚至是一秒钟不思考就表达出来，这样的人就很透明，让你觉得跟他交往没有障碍，不用想着跟他去钩心斗角，不用想着耍什么手腕。
跟他交往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尽管他惹了不少麻烦。
记者：你如何看待他的表演方式？
崔永元：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做艺术的料，他的心胸比我们看到的、想象到的都要开阔。他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艺术上。但是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听进去了，会说“我懂了，我以后这样做。”他是永远反对，永远不会当着你的面说听懂了，但你会发现，他在舞台上悄悄地改变了，他会用心吸取你的长处。
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直接表态，可能以他的从业经历来讲，他一定要在舞台上试一试，才知道你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记者：钱文忠是你们俩的共同朋友？
崔永元：是的，不光我是他的好朋友，钱文忠也是他的好朋友。当钱文忠不在的时候，他主要是听我讲；当钱文忠在的时候，是我们俩一起听钱文忠讲。
每个人对自己事业和文化的要求都有更高的标准，我们俩一起尊重钱文忠。他学的那些传统艺术，当他传递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有价值的信息，尽管我短时间内学不会，我也用不到自己的主持状态里，但是我明白，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主持是有帮助的。
而且周立波在做慈善和公益方面也是大手笔，还坚持很低调。这个让我很高兴。
崔永元：是即兴的，因为那一天，现场比较热闹，他在台上讲，大家都在下面交换名片，在喝酒，互相认识，场面很热闹。以我的舞台经验来讲，如果上去说几句软绵绵的话，大伙儿的注意力是集中不到舞台上的，所以我就用了“猛烈的炮火”，来为欢快的气氛增加几个音符。
这件事我跟周立波探讨过不下10次，他的观点是：只有好朋友才会这样；而我的观点是，即便当时知道他不会在公共平台传播，这也是不得体的。
记者：这个视频是如何流出来的？
崔永元：其实事先我询问过他，他说现场没有一个记者，可是我在现场看到了摄像机，还有摇臂。我当时就去问他，为什么还有摄像机？他说是留一份婚礼的资料，自己保留用。后来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传到了网上。我印象中没过多久，他打电话给我，说上海卫视要播这个视频，问我同不同意。我说，问题是你同不同意？
这个视频果真有了很广泛的传播，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当它广泛传播的时候，公众都爱看，电视台如果播这段视频，收视率就很高，但是不是就证明它是个好东西呢？
我认为不一定，不一定大家喜欢的，收视率很高的，就一定是好东西。它很可能是一个没分寸的、过火的、不讲究的东西。
记者：你觉得你的崔氏幽默跟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有什么不同？
包括他的形体动作，他老说我站在台上跟电线杆一样，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他自己就知道运用自己的形体，哪怕是自己的眉毛，来传递一种信息。这是专业训练和没有专业训练之间的区别。
还有一个天然的区别，就是南方和北方。因为我是在北方长大的，所以我的语言环境和语言流程都是北方式的，而他是在南方长大，包括他的师傅，都是南方的，他的表达方式也是南方的。
记者：这次录《小崔说立波秀》的时候两人有没有提前预设？
崔永元：我们没有任何预设，甚至在开场前30分钟，他还在睡觉，录制前10分钟才起来，我们就上台了，他眼睛都是红的。上台是张嘴就说，完全没有预设，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南北的差距非常明显。
哪怕是一个严肃的事，我们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
这次节目，周立波把自己南方派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我，有意的往他那边靠了一靠。除了我固有的一些表达习惯，也尝试着学学南方派的特点，比如说形体、姿态语言和夸张的表情和手势。
记者：自己感觉节目效果如何？
崔永元：看播出效果吧，我个人感觉不成功。有时候下来心里头感觉不舒服，觉得不像自己。但是当我们把10期节目做完，两个人坐下来谈的时候，彼此都觉得互相都有一些思考，都觉得这次临时、仓促的组合，碰撞出了一些火花。也许观众看了是不买账的，但我们两个却都得到了一些收获。
我们两个当时最大的分歧是，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即兴的节目，让观众从头笑到尾。我说，这个一点都不难，我想让大家在笑的时候，还能得到一点什么，甚至还能想想什么，这一点比较难。
现在不知道节目播出后的评价，也许人家笑都不笑，也许有人觉得好笑的就是我们俩的没文化。我们约定，在节目播出后，听到观众的反馈后，我们两个请上钱文忠教授和《解放日报》的高老师，要坐下来内部做一个研讨，拿节目的素材分析分析，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观众在笑声之外，还有点收获。 本报记者 王金跃 J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