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是人祸? 近代化以来人与自然的互动
中国著名灾害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曾评述道，如果将唐山大地震放置在地震发生的时间点，那么它无疑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天灾，然而将其放置在我国近代化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时，却可以看到这场灾害是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产生，天灾与人祸交织。
自然科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历史可划分出多个灾害多发期。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百年尺度中的灾害多发期，且至今仍未结束。在这段时间内，地震、暴雨、干旱等各类灾害易于集中爆发。唐山位于我国华北断裂带上，此处的地震活动在时空上有着“成带性、周期性、迁移性”的特点。地震学家们通过对华北地区6级以上历史地震进行统计后，发现从公元1000年至今，共经历了四个地震活动周期，唐山大地震恰好发生于第四活动期的活跃期。在这个活跃期中还有若干小的地震间歇期与频繁期，其中第四强震活动期开始于1966年，表现出地震次数多，强度大，时间间隔短的高潮阶段的特点。自1485年到1976年的500年间，唐山虽遭遇4.75级以上地震共17次，但却无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倒塌的破坏性地震。地震活动的特点造成了大多数人认为唐山地区地震安全的错觉。
自然的地形与地质特点还深刻影响了唐山大地震的发震及震害分布。地质时期的数次造山运动使华北地块地质构造复杂、运动活跃。唐山大地震就发生在华北地块上燕山地震带和河北平原地震带的交汇地区，是两大构造带交相作用的结果。震后，平原与盆地区的震害比较严重，建筑物倒塌率多在20%-30%以上;震区中，低山、丘陵区的震害比较轻，建筑物的倒塌率只有10%。低山和丘陵这类地区中的陡峭山坡的坡麓地带，由于覆盖着疏松的堆积物，地基较差，导致建筑物倒塌率达到30%-60%。另一方面，岩石区受震害较轻，建筑物倒塌率为10-30%，但三角洲覆盖区，建筑物倒塌率达到了50-60%以上。这是地球生态系统运动中不可忽视的自然影响要素。
19世纪晚期，唐山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之下开启了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此相伴，唐山的生态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时代发展特有的色彩。
人地关系矛盾愈演愈烈，震前城市生态矛盾早已显露。1878年清政府在唐山地区设立开平矿务局设立以来，工业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扩张变容的主要驱动力。城市自体在形成过程中开始以技术为媒介面向自然进行无边界的扩张，集聚效应下引起了短时期内人口的飞速飙升。经过百年间的移民、行政区域兼并等几番增长，唐山从一个不过百户人家，人口不足2000人的荒僻村落，变为震前人口逾百万的大型重工业城市。特别是解放后至震前的20年间，人口与工矿企业的增长十分迅速。1949年3月唐山解放后，唐山境内已管辖128个行政村，12个区，总面积56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15098人。1949年底，唐山共有工业企业296家，而到1952年，总数已经增长到1811家。1975年，唐山市市区人口总数增长到1061926人。同时，唐山市人口密度也在增长。1948年，人口密度为2332.8人每平方公里。解放后，密度虽略有减少，但却出现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加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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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来势迅猛的工业城市化发展是天生不足的。因缺少科学规划，大地震前，唐山工业城市扩张之下的生态矛盾压力已经十分沉重。20世纪初，地陷、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等问题已在唐山初现。时人在游记中曾记述，唐山“终日煤烟弥漫，天空空气极不清洁”。随着工业企业的不断增多，陡河两岸区域内还形成了水泥、炼钢、发电粉尘污染区域，矸子石堆等。
这一状况并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有效的抑制。相反，科学城市规划思想的持续缺乏，使城市能未得到区分，工业区与住宅区混杂，市内道路狭窄、弯曲不畅，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成倍提高而愈显突出。1975年，唐山工业废渣存量达到2862万吨，每年排放烟尘、硫酸尾气、氯化尾气等每年高达30万吨，工业废水的年排放量达到了1600万吨，各种化学元素超过国家标准达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致使陡河及地下水质遭到严重污染。震前的唐山城市生态体已十分脆弱。
建筑不设防与地震预报的失败使科技防线溃败。建筑防震性与地震预报的发展无疑可以为守卫城市安全构筑起一道无形的科技防线。不幸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到突出政治性的特殊社会氛围与追求经济发展的中心奋斗目标之影响，这道无形的生命防线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苏联为样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对建筑的防震性十分重视，曾经根据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指导中国完成了第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是以“勤俭建国”为发展方针和检验标准，因此并没有按照苏联专家建议的标准进行建设。1957年，国务院还曾下令，要求降低新建建筑的抗震标准，原本地震烈度为8度的唐山，被改为6度的不设防区。就此，为经济发展而牺牲城市安全的重大社会隐患深深埋下。1970年代初期，华北进入地震活跃期后，虽然国家曾指示京津冀地区应对建筑物进行加固处理，但为时已晚，唐山绝大多数的房屋在震前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抗震加固，致使地震来临时出现全城尽毁的灾害后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唐山大地震而言，它的发生是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史的“黄金时代”中难以解释的失败。日本地震学家在评价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时曾说，“大地震的成功预报并不是一次的偶然”。而在唐山地震前，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7.5和7.6级两次地震，乃至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地震，11月7日云南、四川交界处的盐源-宁蒗6.9级地震等，中国都做出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预报，从而在震前发出了预警使人们得以成功避险求生。并且这些地震预报还具有很高的精准度。而唯独唐山大地震，它发生在我国地震监测台网最密集，地震工作时间最长，且注视很久的地区。此前，地震工作者还对唐山地区的地震活动做出了准确的中长期预报，它在发震前，同样出现了种种观测数据和宏观前兆的异常。无论是地震专家还是群测群防员都曾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最终国家地震局却没能发出震前警报。
虽然地震中出现了“青龙奇迹”，但唐山大地震整体预报的失败，不仅使我国地震预报事业遭受重大挫败，也为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惨痛损失。当年亲身参与地震预报工作的陈非比，在震后三十年回忆时曾恳切的说到，“京津唐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其观测时间之长，观测方法之多，研究力量之强以及国家重视程度之高，均属全国之冠，然而，事情还有其另一面。这种得天独厚的监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京津唐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京津唐地区的监测条件虽好，但预报的难度也大”。“难度也大”中所蕴含的意味则十分深远。从预报结果的上报制度程序来看，最大的难度是，地方上的地震预报结果若超过5级需要逐级上报，白纸黑字，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国家地震局中以汪成民为代表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多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时，却无法突破地震局内部的行政关卡，得到向上反映情况的机会。而站在地震局官员的立场上，因有1973年四川炉霍7.9级大地震之后地震局中出现的种种误报，使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认为“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加之，唐山地震前正值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右”的高潮，唐山震情预报因关涉北京安危被一些人视为政治敏感性问题，遭到压制或回避。政治压力下，所有关于唐山地震的预报信息都陷入了行政制度制造的困境之中。
在生态体系各部分的交相作用下，震前的唐山已处于灾害的危机之中。
